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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德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是黑塞他原籍德国，1923年入瑞士籍，以后长期在瑞士隐居乡间。促使他作出重择国籍决定的首要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由德国挑起的残害人性的战争，使出生成长于虔诚的传教士家庭的黑塞震惊万分。其次是对魏玛共和国的不信任。 黑塞的“逃离”德国似乎有某种预见性。正是在中立国的瑞士，他避开了纳粹的迫害，同时也没有像其他许多进步作家那样，被迫流亡。这种知天达命的举动是否与中国思想有某种亲和关系？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事实上，伴随着黑塞度过艰难岁月的，有许多中国书。他曾在1921年发表的《我观中国》一文中，这样描述了自己的书屋： “我踱至书库的一角，这儿站着许多中国人——一个雅致、宁静和愉快的角度。这些古老的书本里写着那么多优秀而又常常非常奇特地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在可怕的战争年代里，我曾多少次在这里寻得藉以自慰、使我振作的思想啊！” 黑塞的书屋中，藏有许多当时流行于世的中国文学德译或改编本，以及卫礼贤等人译出的中国文化典籍。其范围是历史地理到诗歌小说，从习俗绘画到哲学宗教，几乎无所不包。更重要的是，黑塞并非视这些书为装饰，而是作为精神食粮，把它们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中。 先看他1913年发表的一首诗，题名为《献给女歌手婴宁》： “我们在傍晚坐船航行在静静的河上 淡红色的槐树映射出灼灼的光华， 淡红色的云多么辉煌。可是我不看这些， 我只看你的头上插戴的李花。
你露出笑容，坐在彩船的船头上面。 在你熟练的手里抱着一只琵琶， 你在歌唱一曲神圣的祖国之歌， 而从你的眼睛里射出青春的火花。
我默默站在桅杆旁，但愿做这 炯炯的眼睛的奴隶，永远无止无休， 在幸福的痛苦里永远听你的歌声， 听你如花的素手进行悦人的弹奏。” 从诗题来看，此诗赞美的乃是《聊斋志异》中的婴宁。小说《婴宁》曾被布位收入他的《中国神怪和爱情故事》，改名为《笑姑娘》。这突出了婴宁娇敢爱笑的特征。但“笑女”在黑塞笔下成了“歌女”，且抛尽了兽性（婴宁在中国故事中是狐女）。尽管如此，诗中至少有两点可见原作痕迹。一是“笑女”手中拈花，而“歌女”头上插花；二是两位男主人公都是一见钟情。 与此同时，黑塞还写了一首《新加坡华人的节日之夜》，译文如下： “在节日之夜，他们安详地 蹲坐在结彩的阳台上面， 映着被晚风吹动的烛火， 谈说着早已作古的诗人的诗歌， 兴高采烈地聆听呜呜的琴声， 少女的眼睛显得更大、更加美丽动人。
音乐声响彻没有星辰的黑夜， 象大晴蜓鼓翼一样地清脆， 棕色的眼睛闪着无声的幸福的光辉—— 没有一个人的眼睛不流露笑意。 下面，通明的城市睁着无数的 明亮的火眼在海边守候着不睡。” 黑塞曾于19911年作了一次东方之行，此诗就是这次旅行的产物。据夏端春的看法，诗中描写的那个张灯结彩的华人节，是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只是我们在诗中未见到一轮圆月。但诗中同样有一位美丽的姑娘，其明亮的双眼中似乎映有婴宁的倩影。她这次没有河水作伴，却有灯光映照，乐声缭绕。 1913年，黑塞还写过一篇与中国有关的童话，原题名《通向艺术之路》。文中描写了另一个中国节日，但也有歌女的演唱，悠扬的乐声及映掩的灯火。 “一天晚上，黄河上的人们在庆祝元宵节。韩福克独自一人在河那边徘徊。他靠在一棵大树上，树枝伸到了水面上，看着河面上万灯齐明的倒影，看着船上、木排上男女老少互相问候，穿着节日的盛装，犹如百花争妍。她听到歌女们歌声嘹亮，琴声悠扬，笛手们奏出悦耳的乐声。” 童话主人公置身欢乐中，却不会抒情，便到一位隐居的语言大师处学诗。他首先学的是遗忘，即忘却自己以前的诗句，颇有《庄子》、《列子》中宣扬的、以不言和遗忘清除杂念，专心悟道的境界。两年后，韩福克思念亲人，求返家乡，语言大师颔首答应。但他回家后，又觉得诗歌更有魅力，重返学诗。不久他又偷返家乡，但“没拐过最后一道峡谷，琴在夜风中响了，声音传到他的耳中，他忍不住又跑了回来。” 黑塞故事中的这个情节，看来得于《列子·汤问篇》：“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止。饯于效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止，响遏行云。薛谭乃谢求反，终身不敢言归。” 黑塞以上几篇作品，大都显现出人对自然和艺术之美的向往及追求。这既是他早期创作的特点，又是当时译介到德国的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特征。这种主题思想及艺术追求的一致，正是他何以把中国因素纳入自己作品的主要原因之一。 黑塞熟悉的中国典籍，除《列子》外，显然还有《庄子》。这能以他的小说《德米安》（1919）为证。 小说讲辛克莱从少年到青年时代对生活的困惑与思考及他的朋友德米安给他的解答与帮助。两条线互相交叉，最后在宗教的神秘与自我认识中得到统一。 小说中有一母题“雀鹰”，先出现在辛克莱的画笔下：“现在我着手画一张新的画，纹章上的鸟。……出于一种模模糊糊的需要，我一开始就用了强烈的色彩，鸟的头在我的画里是金黄色的。”书中接着又写道：“现在画成了一只猛禽，有一只锐利的、线条分明的雀鹰脑袋，它的半个身子在一只处于蓝色天空背景中的黑暗的地球里，它好像从一只巨大的蛋里一样从地球里艰难地爬出来。” 鸟在这里明显有克服障碍，得到永生的象征意义。辛克莱想道：“鸟从蛋里挣脱出来。蛋即世界。谁要想出生，就必须摧毁一个世界。鸟飞向上帝，上帝就叫阿卜拉克萨斯。” 辛克莱屡经磨难，最后在德米安的母亲夏娃夫人指引下，感到自己即将完成人生的又一阶段。就在他踏上战场，走向死亡的前夕，那只巨鸟在他眼前飞了起来： “这时，一朵松散的黄云从天空经过，它对着灰色云墙积聚起来，风在短短几秒钟里从黄云和蓝云中制成了一幅画，一只巨大的鸟，它挣脱了纷乱的蓝云，扇动着宽大的翅膀消失在天空深处。接着，已经可以听见狂风来临，雨夹着冰雹噼噼啪啪地落下来。一阵短促的巨雷发出可怕的轰鸣在遭到暴风雨鞭打的大地上空炸响……” 总结小说中关于这只巨鸟的描写，可以发现，黑塞摭拾了《庄子·逍遥游》中对那只吞云吐雾，击水千里的大鹏的叙述。德布林已在其小说《赵老苏受袭》中处理了这一母题。但就细节来看，他注意的主要是《庄子》中有关大鹏的第一段文字。这已有引述，不再重复。而黑塞小说中的巨鸟，尤其是它扇起狂风，引来雨雪的威力，更把我们引向下一段文字：“‘鹏之徒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另外，大鹏或巨鸟在德布林和黑塞各自作品中的作用也不一样。德布林笔下的大鹏服务于作品的景物描写，不具深意。而黑塞笔下的巨鸟杂有德国鹰的影子，它不再用于简单地渲染景物，而是包涵着与中国大鹏相似的、挣脱羁绊、勃兴蔚起的象征意义。 小说《德米安》篇幅不长，但在德国文学史中地位非凡。托马斯·曼说它的影响足以与《少年维物之烦恼》相媲美。不知喜爱这部小说的读者，是否意识到其中有一个中国庄子寓言的影子？ 在《德米安》发表两年后，黑塞又写成了小说《我的传略》（1921）。主人公是一个年逾七十的老人，因为用魔术引诱姑娘，受到监禁。在监狱中发生了一件奇事： “我想起了中国的一个准则，屏息一分钟，然后把自己从现实的幻觉中解救出来。于是我和蔼地请求看守们稍候片刻，因为我必须登上我画中的小火车去察看察看。他们像惯常那样笑了，认为我已神经错乱。 “这时我变小了，走进了我自己的画中，我登上那列小火车，和它一起钻进了黑色的小隧道中，片刻间还可以看到从那圆洞里冒出白色的烟雾，但是一转眼就不见了，而那整幅画连同我本人也都无影无踪了。” 没有上面引文中的“中国”两字，可能很难想到这会是一个中国故事的变体。但正是“中国”这两个字，把我们引到了黑塞的一则日记： “关于著名中国画家吴道子（Wu Tao Tse）之死的故事奇妙极了，他在观众和朋友面前，在一面墙上画一幅风景画，然后自己神秘地进入画中，在一个画出的洞穴中消失，然后他的画连同他本人一起无影无踪。” 黑塞上面讲的这个传说出自菲舍尔（Otto Fischer）1921年出版的《中国风景画》一书。黑塞小说中那个入画而去的情节是无疑出自此处。只不过黑塞的主人公登上了画中的火车，而中国的吴道子进入了画中的洞穴，分别具有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 如果说，黑塞以上几篇作品注意吸收中国的母题和题材，那么，另一篇童话《皮克托尔的变形》（1921）则别具特色。作品讲主人公皮克托尔在天堂接受了蛇的建议，变成了一棵树。他开始十分满足，但不久发现，天堂中其他一切都在不断变化，唯独他不能继续变形，非常伤心。不久来了一位姑娘。通过自己的意念及姑娘的愿意，他以魔力把姑娘吸入自身，与她成为一体，由此加入了永恒变形者的行列。 受蛇引诱于天堂，这本是一传统的圣经文学题材。但黑塞把它同“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中国哲学思想融化在一起，写下了一部匠心独运的新作。 无论在童话《通向艺术之路》和《皮克托尔的变形》，还是在小说《德米安》和《我的传略》中，黑塞或处理了中国题材，或融入了中国思想，但都隐而不显，需要有一定的中国文学或哲学思想的知识，才能窥索其源，而他在另一篇小说，《克林索尔最后的夏天》（1920）中情况则不一样。小说开场白中就介绍了李太白，“这位吟咏大有深意的饮酒歌的诗人”；并介绍小说主人公，“每逢酒酣时，他往往自称李太白，并把他的一位友人称作杜甫”。 黑塞在小说中并未满足于提及这两位中国诗人的名字，他还整段地援引了两段“李白诗”。第一段如下： “人生逝去迅如一道闪电， 光彩幻灭不等旁人看见。 天地恒常，历久不变， 变易的时光掠过人的容颜迅飞。 你啊你，不痛饮却面对斟满的酒杯， 告诉我，你还在等待谁？” 第二段为： “你的头发早晨还像乌黑的丝亮闪闪， 到了晚间却已被白雪濡染， 谁不愿忍受活生生的躯体死去的愁惨， 就抛起酒杯邀明月来作伴！” 黑塞不懂汉语，他的“李白诗”分别出自海尔曼和克拉邦德的改编。由于变动较大，不易看出汉语原貌。这篇小说的中译者为我们指出了这两段诗的出处。一是李白的《对酒行》中的六句： “浮生速流电，倏忽变光彩。 天地无雕换，容颜有迁改。 对酒不肯饮，含情欲谁待？” 二是李白《将进酒》中的诗句： “君不见， 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小说《克林索尔最后的夏天》除开场白外，另分七章，其中第五章探讨了音乐的社会功能。作为对“衰亡之音”的指称，黑塞用了两个汉字的译金“Tsing Tse”。此语出自《东周列国志》中的一个故事，里面提到三种乐曲：清商、清徵和清角。这个故事以后在《玫璃球游戏》中为黑塞进一步阐发，故暂且搁起，容后细述。 就在这第五章中，黑塞通过人物对话，转述了中国道家哲学思想。小说中一个亚美尼亚人先这样说：“若要有升沉兴衰，先得存在下与上。但上与下并不存在，而只存在于人的头脑里，存在于错觉之中。一切对立均为错觉。白与黑是错觉，死与生是错觉，善与恶是错觉。” 我们知道，道家哲学讲矛盾对立，但又认为，一切事物的对立，从根本上说是观者的对立，而不是事物的对立。从道的观点来看，万物是同一的。无论是庄生梦碟还是庄子妻死鼓盆而歌，讲的都是这个道理。所以有“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庄子·齐物论》）的说法。 克林索尔听懂了上面的话，他答道：“你是来自东方的一名使者……你到这里来，因为这里末日已临，因为你嗅到了这里的没落。但是我们心甘情愿地没落，告诉你，我们乐于死亡，我们并不抗拒。” 黑塞这里使用的“没落”与施宾格勒那本名著中的“没落”是同一个词，借代十分清楚。不过，他把“西方的没落”称为“东方侵入”的前提，这是施宾格勒没有述及的。值得注意的还有，黑塞在这里呈示出一种顺应自然的世界观。这同《老子》中“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六十四章》）是一致的。这个亚洲人接着又说： “你又可以说，我们将乐于诞生。”……“也许你觉得这是没落，而我觉得这是诞生。这两者都是错觉。相信地是天底下的固定的圆盘的人，都相信这个固定的圆盘的存在！可是，星星本身却并不知道有升沉。” 以上黑塞表达了他那独特的“欧洲没落”思想。他认为，“没落”不等于毁灭，而可能是一个新的开始。而这个思想通过一位“东方使者”道出，自有其深意。就老子来看，万物无不处在回返变化中，“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老子·十六章》）。所以“没落”也就可以是“新生”的预兆。但黑塞笔锋回转，又说，“两者都是错觉”。这显然是说，因为它们都属于人类认知范围内的主观认识。而最后“星星本身却并不知道有升沉”句则进一步强调了自然万物自己无心变化，顺应的只是一种人类往往不能体知的客观规律。这同《列子·天瑞篇》中“谓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是一个意思。 六、《德米安》、《彼得·卡门青》、《荒原狼》和《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诸书中道的对立统一思想 或许我们还记得《德米安》中那位叫阿卜拉克萨斯的上帝。这是古代诺斯替教与二元派宗教的神，其特征是“负有把神性和鬼性统一起来的象征性使命”。黑塞把这样一个集“神性和鬼性”于一体的神称为上帝，自有其道理。这体现出他创作的一个基本思想，即世界万物是由互相排斥、互相吸引的两极所组成的。他在1954年给一个读者写道： “对我这样一个既受基督教——新教教育，又受到印度和中国训练的人来说，不存在世界的两分和人的对立。对我来说，超越矛盾和矛盾后的统一是首要的信条。我当然不否认这种可能，即建立‘积极’和‘沉思’这种模式。……是存在着积极和沉思。但它们后面是统一。对我来说，真正活跃和在可能情况下可作范例的，是含有两种对立的信条。” 黑塞崇奉的对立统一思想，如果不完全源于中国，至少受到了中国思想的深深浸润，这从他以上的自白中清晰可见。纵观他的创作，尽管题材不同，情节各异，但关于矛盾对立统一思想，可以说是一条主线。先看他的成名作《彼得·卡门青》（1904）。小说中有一段对云的描写： “它们飘浮在空中，薄薄的一层，银光闪烁；它们大笑着飞翔，一片白色又镶着金边；它们站着休憩，呈现黄、红、浅、蓝诸色。它们阴森可怖、蹑手蹑脚地横行，煞似行刺的凶手；它们弓身翘首呼啸着追逐，宛如疾驰的骑士；它们悲伤地做着梦，悬挂在苍白的天际，俨然忧郁的隐士。它们呈现出幸福岛的形状和祝福天使的身姿，它们像威胁着的手、扬起的帆、信步的鹤。它们飘浮在上帝和天国和可怜的人世之间，是凡人一切渴念的美的譬喻，既属于天国，又属于人间……” 这是一段十分冗长的描写，不能全部摘引。就以上所录文字来看，云在这里集天使与凶手、骑士与隐士等各种针锋相对的特征于一身。正因为如此，它们又是天国和人世的中介。 接下去看黑塞的代表作之一《荒原狼》（1927）。小说主人公哈里·哈勒身具智慧、高尚、文明的“人性”和本能、野性、混乱的“狼性”，是个矛盾的混合体。这使他的生活支离破碎，痛苦不堪。他期待着走“佛祖走过的道路”，即把整个世界纳入自己那双重的心灵，以“进入终结，得到安宁”。由此产生了下面的诗句： “我侪今已脱风尘， 广寒宫里托劫身； 玉虚仙境无甲子， 男女老幼尽相亲。 下顾尘寰罪与恶， 恐怖谋杀与淫乐； 惨景哀图迭相出， 谁能安睹甘默默！ 试看人生如痉挛， 静观星斗正飞旋； 吐纳日华游宇宙， 天龙为友恣盘桓。 神爽心清不生灭， 永宿星空乐陶然。” 黑塞的超脱尘世看似带有某种佛性，实际上就其吐纳星空的气势来看，更近于庄子的汪洋自恣，物我为一。尤其是上面的“天龙”句，不仅暗指其思想与中国的关系，而且表现出一种庄子式的高蹈与浪漫气息。 再看《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1928—1930）。小说塑造了两个修道士。一个崇尚理智，一个耽于爱欲，代表着生活的两极，但互相补充，互相启发。当两人谈到各自特性时，纳尔齐斯说：“我俩的任务不是走到一块儿，正如像太阳和月亮，或者陆地和海洋，它们也不需要走到一块儿一样。我们的目标不是相互说服，而是相互认识，并学会看出和尊重对方的本原面目，也即自身的反面和补充。” 这个物有两极、两极同一的思想，我们在上述几部作品中均已见到，但在这里表现尤甚。两个主人公性情各异，但实为一体，正如天有日月，人分阴阳一般。特别是歌尔德蒙替自己虚构了一位“人类之母”的形象引人注目： “这个形象的秘密，不像任何别的形象那样存在于这种或那种细节中，不存在于丰满或瘦削、粗犷或纤弱、遒劲有力或柔和优美中，而存在于一个事实里，即那些在世界上其它场合不可调和的种种巨大的矛盾，如诞生与死亡，善良与残忍，存在与毁灭等，都一起存在于这个形象中。” 这个形象令人想起《德米安》中的上帝阿卜拉克萨斯，但更容易让人记起《老子》中集万物于一身的“万物之母”（《一章》）或“天下母”（《二十五章》）。但小说中这位人类之母最后消解在死亡母题中：“她的手抓住我的心，要掏它出来，把我变成一个空壳，引诱我向死亡走去；而我的梦想却跟我一起死了，那美丽的形象——伟大的夏娃母亲的形象也就死了。” 死亡在这里显然象征着得到新生。但人类精神的新生为何偏偏要在肉体的死亡中取得，这是缺乏基督教赎罪思想体验的东方读者不易理解的。 黑塞的最后两部传世之作是《东方朝圣》（1932）和《玻璃珠游戏》（1943）。它们的思想核心依旧是矛盾的两极对立及其沟通。先谈前者。 《东方朝圣》叙述一传奇式的朝圣活动，但地点和景物的描写是非写实性的。所以，“东方”在这里只是一个精神概念，朝圣者中有欧洲文学中的各类人物，也有黑塞本人以前作品中的角色。小说开始时写道： “惟独这佯谬必须不断地进行尝试，本身不可能的事必须不断重复去做。我同意席特哈尔塔，我们那位来自东方的朋友，他曾这样说：‘话语对于隐秘的思想没有好处，每当人们说出什么的时候，那东西立即就会稍稍走样，稍稍被歪曲，稍稍显得愚蠢，——是的，就连这一点也极好，也极令我欢喜，我也极表同意，因为在某一个人视作珍宝和智慧的东西，在另一个人听来却往往是很愚蠢的。’” 以上引文中提到的席特哈尔塔是黑塞1922年发表的一部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这个名字本身就有“佛”的意思。小说讲一个出身富裕的婆罗门青年，经过了苦行僧、商人的不同经历后最后当了摆渡人，以证明“佛祖就是此身”的道理。黑塞上面《东方朝圣》中的话直接引自他自己的《席特哈尔塔》，其中包含着真理不可言说的神秘性和因人而异的相对性思想。这看来受到中国老庄哲学的启发。《老子·一章》中“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说的就是黑塞文中的第一层意思。有关黑塞这一思想，还可参见他一封未署日期的信。他在这封信中写道：“谁不想去证明、而想去呼吸和体验智慧的人，就常像老子这个最有智慧的人一样。他知道，每种把真正的智慧以语言形式说出来的尝试，都会把智慧弄得愚蠢。”而黑塞文中的第二层思想，可见于《庄子》一书中《秋水》和《齐物论》中的多篇寓言。它们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即认知条件不同，得出结论各异。即所谓“物无非彼，物无非是”（《齐物论》）。 黑塞偏偏把席特哈尔塔中这段极富中国哲学思想的文字重新抄入《东方朝圣》，看来不无深意，因为小说本身，实际上就是作者本人在东方文化中探索真理的一次记录。 这部小说与《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一样，也由两个人物组成两条主线。一是叙述者H·H，二是里奥。H·H是一“小提琴手和童话读者”，他朝圣的目的是“去见美丽的公主法特罗，可能的话去赢得她的爱情”，带有某种西方的骑士风度。而里奥是教团的仆人，他能训鸟引蝶，朝圣的目的是“寻找所罗门王的钥匙，学会听懂鸟语”。里奥身上有中国哲人的特征。书中有一段话很说明问题。当H·H向里奥问起他的生活准则时，他答道：“是服役的准则。谁想长寿必须服役。谁想统治，不能长寿。”这是道家以退为进的方法。《老子》中有：“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七章》） H·H又问，那为什么还有这么许多人对统治别人趋之若鹜。里奥答道：“因为他们不懂。命中注定统治的人很少。不过他们生活得很愉快健康。但其他那些单纯通过自己的奋争当上统治者的人，最后全都一无所有。”《老子·二十九章》也说：“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可见，黑塞通过这个人物形象塑造的是一个通晓老子学说的东方智者。 H·H和里奥这两个不同性格的人物，最后也走到了一起，这见于小说结束时的一段象征性描述。H·H在幻觉中发现，自己的形象附到了里奥身上：“看上去，一切物质不断地从一张像涌入另一张像，剩下的仅是一张像：里奥。他必生长，我必衰落。”这样，黑塞又一次回到了他创作的总体模式中：开头两极分化，结尾和谐统一。 黑塞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玻璃珠游戏》（1943）。这是他一生篇幅最大的作品，也是他对自己接受中国文化的一个总结。 所谓珠璃珠游戏，乃是小说中卡斯塔利恩这个虚构的教育王国中的一项神秘活动。它集人类各种精神财富于一体，是一种“纯艺术”或“纯学术”的象征。为了渲染音乐在这项“游戏活动”中的作用，黑塞在小说引言中讲述了一个中国童话，题目叫“没落之声：： “我们记得，在‘古代帝王’的神话般中国，音乐在国家和宫廷生活中被给予一种首要地位：人们正是把音乐的繁荣与文化和道理、甚至帝国的繁荣等同起来，乐师必须严守‘旧声’。音乐颓败，这是政府和国家灭亡的明显征兆。诗人们曾讲述过关于被禁止的、魔鬼般的、逆天的乐声的可怕童话。比如清商（Tsing Schang）和清徵（Tsing Tse），这类‘没落之声’。当这种亵渎神灵的乐声在皇宫响起时，天昏地暗，城墙震塌，亲王和帝国毁灭。“ 这的确是个中国故事，源自《东周列国志》六十八回“贺（外厂内虎）祁师旷辨新声，散家财陈氏买齐国”。黑塞读的是格莱纳小说集《中国之夜》（1913）中的译文。故事梗概如下： 卫灵公在去晋途中，夜听神曲，由师涓录下，后在晋平公的（外厂内虎）坛上让师涓演奏。曲未及半，为平公手下师旷阻止，因为他听出，此曲为清商，乃亡国之曲，不可奏也。接着，平国逼师旷演奏只有仁义之君才能享用的清徵曲，仍不满足，再让他奏清角。师旷力辞不过，被迫抚琴奏起。这时天地震怒，走石飞沙，暴雨中屋倒柱拔。平公不久病毙。 黑塞曾于1920年为格莱纳的《中国之夜》写过一篇书评，同时还在前面所论的《克林索尔最后的夏天》中提到了“清徵”，但在事隔二十多年后的小说中对此重提，则显露出他对这个中国故事印象极深。 紧接着，黑塞不惜篇幅，整段地援引了《吕氏春秋》中的有关章节： “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 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成乐有具，必节嗜欲。嗜欲不辞，乐乃可务。务乐有术，必由平出。平出于公，公出于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与言乐乎！ 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 亡国戮民，非无乐也，其乐不乐。 故乐愈侈，而民愈郁，国愈乱，主愈卑，则亦失乐之情矣。 凡古圣王之所为贵乐者，为其乐也。夏桀、殷纣作为侈乐，大鼓钟磬管箫之音，以钜为美，以众为观，（左亻右叔）诡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 楚之衰也，作为巫音。侈则侈矣，自有道者观之，则失乐之情。失乐之情，其乐不乐。乐不乐者，其民必怨，其生必伤。其生之与乐也，若冰之于炎日，反以自兵。此生乎不知乐之情，而以侈为务故也。 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也；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国之音悲以哀，其政险也。” 以上是根据黑塞的引文及分段还原成的汉语原文。它们不仅分别来自《大乐》、《侈乐》和《适音》，而且个别地方的先后次序也有变动。这种改动可能是卫礼贤《吕氏春秋》）（1928）的德译所致。卫礼贤的中国古籍翻译，以照顾德国读者领会原著精要为主，常对原文进行整顿的删减或解释性的发挥。不过这不属于本书讨论范围，就此打住。必须指出的则是，如此大量地援引中国典籍，这显然打破了传统小说的结构，给《玻璃珠游戏》这部小说造成了一种风格混杂的局面。 黑塞在小说中还把笔触伸向深奥难解的《易经》。小说中有一位远离嘈杂喧嚣，生活在竹林中的隐者。他熟读中国经书，被人称作“老大哥”。当小说主人公克内希特诚惶诚恐地向他拜师时，他以占卦的方式决定克内希特的去留。结果是卦四蒙。他解释道：“这个符号有一个名字：童蒙。上山，下水，上坎，下艮。山下流出源泉，比作青春。卦辞是：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由于这是个吉卦，克内希特得以留下从师学习。他听讲的不仅有易经，还有庄子寓言。最后他自己也学会了求卦。有一次出门前，他占了一卦，得到的是卦五十六。卦辞为，“旅：小亨。旅贞吉。”爻辞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这也是一个吉兆，他愉快地上路了。 《易经》对中国思想的巨大贡献，主要是他从自然和社会生活中抽象出了阴阳这两个基本范畴，并把它们视为推动万物变化发展的主要因素。这种两极相互交感，最后共同作用的思路，同样指导着黑塞的这部作品。比如玻璃珠游戏本身就是这样一种两极统一的游戏。它通向世界神秘的中心，“那里在呼和吸之间，在天和地之间，在阴和阳之间的往来中永恒地行进着神圣。” 特别是，小说主人公克内希特也有一个伙伴和对手，帕里尼奥·台斯格诺里。他曾是卡斯塔利恩教育王国中的旁听生，同克内希特内了好朋友，是因为他们一方代表精神，一方代表世界。书中写道：“这两个世界，这两个原则分别体现在克内希特和台斯格诺里身上，一方增强另一方，每次辨论都成为涉及一切的庄严和重要的竞争。” 但是观点的对立并非意味着各视对方为死敌。正因为对立，他们互感举，互表同情。台斯格诺里对朋友说：“你站在精神培养一边，我站在自然生活一边。在我们的斗争中，你学会了发现自然生活的危险并对此攻击……而我却不得不经常想到，纯粹建立在精神上的生活多么冒失，危险，最后是无益的。” 他们之间的斗争引起了一位旁观者的注意。他准确地道出了他们这种斗争的实质：“这个对立：世界和精神，或这个对立：帕里尼奥和约瑟夫，他们在我眼前从两个不可调和的原则的斗争中升华为一个协奏曲。”这不仅是旁人的观察，也是当事人的意愿。帕里尼奥·台斯格诺里表白：“如果我在生活中曾有一个任务和理想，那就是，在我身上综合两种原则，成为它们之间的中介者，翻译和调和者。”而约瑟夫·克内希特则说：“如果你是西方人，我是中国人，如果我们说不同的语言，只要我们愿意，我们还是能互相教导，除了能准确道出的外，还能互相猜测和推知。不管怎样，我们要试一下。”黑塞在这里把分别代表精神和世界的两位小说主人公分称为中国人和西方人，是耐人寻味的。这不仅又一次暗示着他关于两极对立统一这一思想的来源，而且还呈露出他关于中西互补的心愿。 两个朋友斗争的结局也极富象征意义。克内希特这个玻璃珠游戏大师，最后离开了卡斯塔利恩精神王国，返回俗世；而政府官员台斯格诺里则找到克内希特，求他求自己的独生子为弟子，把他培养成一个神圣的人。同辛克莱与德米安，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一样，这两位小说主人公最后也是合二为一。另外，《德米安》和《纳尔齐斯和歌尔德蒙》这两部小说两极的最后沟通，是借死亡这个母题来实现的。这次也不例外。克内希特在自己新生的日子里，在一个朝霞满天的清晨，溺死在山岩掩映的湖中。这或许体现出黑塞救世方案无法实现的窘迫之处？或许是德国文学的一种思维模式使然？因为无论是浮士德还是维特，他们对完美的向往和生活的追求最后都在死亡中得以终结。这令人遗憾，也促人深思。 黑塞一生致力于东方或中国研究。如果从他1907年为贝特格（Hans Bethge）的《中国笛》（1907）所写的书评算起，到他逝世前三年，即1959年发表的《中国传奇》为止，其间就有五十二年之久。他对中国研究的成果不仅见于诗歌、小说、童话创作，而且还反映在传奇、寓言、成语故事以及为中国哲学、文学的德译所写的许多书评或小品文中。所以，黑塞与中国，这是一个大题目，非本书所能全面把握。以上论述，只不过勾划出一个大致轮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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