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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这本书对于作者而言并不是件愉快的事，做这事不能够唤起那种美好记忆和喜人的情景。相反地，书中每一篇文章都刺激我，使我想起那段痛苦的、充满斗争的日子，那段被孤立、被误解，处处受敌，告别可爱理想和舒适生活的日子。这些阴影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丑恶更为现实，为了有一些美好的光明的东西来与之抗衡，我在本书的献词中请来了一位高尚而亲爱的友人，与他同来的还有当初那些战斗和折磨的日子里唯一存留的美好记忆。本书所收最早的一篇文章写于1914年，那令人窒息的日子里的许多事我早已淡忘，但是收到罗曼·罗兰一封短信的那一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是对我这篇文章唯一的意气相投的反应，同时还有他一本书的预告。我有了一位同路人，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和我一样对血腥的战争和战争心理感受良深，并且起而反对，而他不是泛泛之辈，而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当时我还没有读过他其他的作品）的作者，我十分尊重的作家，他的政治修养和觉悟都远远在我之上。我们成为终身的朋友。我们生活的地方距离很远，我们成长于其中的文化和思考习惯差异甚大，所以我没能跟随他，政治上没能从他那儿学到很多东西。但是，重要的并非这些。我很迟才接触到政治，将近四十岁时受到战争残酷事实的震撼而觉醒，我当时的同行和朋友们那么轻易地就甘心受以人为祭的火神莫洛的役使，令我感到十分不解，当时我已经受到攻击，刚刚失去几个朋友，刚刚受到威胁和辱骂，在所谓的大时代那些步调一致的人总是以这种方式袭击特立独行的人。当时的冲突已经把我原本可说幸福和成功的生活变为地狱，我是否能够坚持下去，是否能够不被打垮，当时很成问题。这时知道“敌方”，也即法国阵营里，有个人和我一样，在仇恨和病态的民族主义达到高潮的时候，从良知出发，对不闻不问和跟着胡闹的人提出抗议，这真是很好的事，是我的拯救，也是我的幸福。无论是在战争年代里还是后来，我从未同罗兰真正谈过政治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他的接近和友谊，我真不知道那几年会是如何度过的。让我在此好好纪念这位友人。
关于这本书里的文章有几点要说明：有关1914年战争的文章大多数发表在《苏黎世报》上。那时（直到1923年）我还是德国籍。自那之后，我在德国再也得不到真正的谅解，只因我曾经批评过爱国主义和好战精神。即使像今天一样，在刚刚战败的时候，德国有一些倾向和平与国际主义的人对我的看法作出反响，然而整个说来德国对我仍是不信任，早在纳粹当政之前，我在官方德国的眼里，就被认为是心怀叵测的人，不得已的时候还可容忍，实际上最好不存在。后来希特勒的纳粹党大权在握，他们借机对我的书籍、我的名声、我可怜的柏林出版人恣意报复。仔细看过这本书的目录的人，会发现我仅在某些年代写过“政治”文章和时事探讨。不过不要因此就得出结论，认为我在其他时候在睡大觉，对世界大事漠不关心。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心惊胆战地觉醒以来，就没能容我这样做，对我来说这是非常遗憾的事。看过我全部作品的人，很快就会觉察到，在我没有写时事文章的年头里，那种脚底就是燃烧着的地狱、战争的灾难就在眼前的感觉，从未离开过我。从《荒原狼》到《玻璃球游戏》读者都能看出这一点，《荒原狼》里对明日将至的战争惶恐的警告，《玻璃球游戏》里看似超越时代和现实的图像世界，还有我的诗，都能够让人听到这一声音。
我把收在这集子里的文章称为“政治性”文章，其实与政治有关的只是成文时的政治氛围。恰恰和政治性相反，每一篇文章所想达到的，不是带引读者去踏上尘世的舞台、去碰撞政治问题，而是进入自己的内心，进入完全个体性的良知。在这一点上，我和各种派别的政治家完全不同，我会坚持这种看法，我认为每一个人的内在之处、他的灵魂之中，有一些区域是一切源于政治和带着政治印记的因素达不到的。我是个人主义者，我认为基督教义里对每一个灵魂的敬畏是它最好最神圣的一部分。带有这种想法我可能属于一个将要消亡的世界，也可能有一种没有个人灵魂的集体人正在生成，而且在某些地方已经存在，正把人类的宗教传统和个人主义传统横扫一空。对此表示欢迎和惶恐，那不是我的事。我衷心为之服务的是那些我经历过的活生生的对人有助益的神，即使招来的只是敌意和耻笑，我仍然会这么做。当时我夹在世俗的要求和自己的灵魂的激励之间，走过的道路既不舒适也不方便，并且它还是以悲伤和失望告终的，我不想再被迫走一遍这条路。不过，我同意，自从觉醒以来，我不像多数同行和那些批评我的人那样，他们每过几年就重新学过，有本事从一面旗帜换到另一面旗帜之下。
自从三十年前我被唤醒以来，对每一件巨大的政治事件我的态度和道德上的反应从未改变，我一直直觉地采取相同的立场，并没有刻意去追求，在判断上从未动摇过。因为我是个完全非政治性的人，我对自己反应上的这种可靠性也感到惊讶。我经常思考这种道德直觉的来源，经常想，是谁教育了我，使我这个从不系统地思考政治问题的人，能够一直维持有把握的判断力，不随波逐流，对群众心理和各式各样的精神传染有超乎寻常的抵抗力。我们应该清楚，是谁教养、教育了我们、造就了我们。多次审视之后，我必须说，有三种强大的因素终身影响着我，完成了对我的教育。其一是家庭里的基督教精神和完全非民族主义的氛围，其二是伟大的中国哲人的书，其三是唯一信任景仰感激的历史学家雅各布赫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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