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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几点看法
我所有的作品都不是为着某种目的或为着某种倾向而写的，但是如果现在让我回过头来找一个所有作品共同的意义的话，从卡门钦特到荒原狼再到约瑟夫·克乃西特（《玻璃球游戏》），都可以解释为对个人人格和对个体本身的捍卫（或者也可看作是窘迫中的呐喊）。个体，有着自己的遗传、机会、天分和爱好的独一无二的个人是如此的柔弱、脆弱，他很需要一个为他说话的人。他所面对的是强大的力量：国家、学校、教会、各式各样的集体、各种阵营里的爱国主义者、正教信徒、天主教徒，也包括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我和我的书也一样面对这些力量，总是受到他们或光明正大、或恶毒残忍、或卑鄙无耻的攻击。千百次证实了，一个不和群体保持一致的个人是多么容易受伤害、多么无保护、多么受敌视，他多么需要保护、鼓励、爱心。同时，多年来的经历也使我们得知，让所有的人千篇一律的做法有其长处和方便，但是从基督教到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所有阵营和集体中，有无数的人不满足于此，他们的心灵备受正统和教条的煎熬。他们有千百种无助的问题和忏悔，而这些所面对的却是集体压倒性的否定和攻击，对于这样的人，我的书（自然还有别人的书）带来温暖、安慰、振作。不过，他们从这些作品所得到的并不总是力量的鼓励，他们常会受到诱惑或感到困惑，因为他们已习惯了教会和国家的语言，习惯了正统派、问答教科书和政治纲领的语言，他们所习惯的语言中没有灰心失望一说，并且，在那种语言中，除了相信和服从之外，不期待或允许有其他的答案。我的读者中有不少年轻人曾经喜欢过《德米安》、《荒原狼》或《哥德蒙特》，不久之后，他们又心甘情愿回到他们的问答式教科书或他们的马克思、列宁或希特勒那儿。又有一些青年，读过这些书之后，就引我为例，以为必须摒弃一切集体、割断一切纽带。不过我相信，还有更多的人会根据自己的天性接受我们的作品，会让像我这样的一个作家做个体、心灵、良心的守护者，而不会把我的小说中当成教规或军令之类的东西去服从，他们不会将集体和隶属于集体这样的高度价值丢弃不顾。因为这些读者会感受到，我所关心的不是摧毁秩序和割断纽带，没有这些，人类根本就不可能有共同生活；他们还会感受到，我并非要神化个体，我所关怀的是生命和生活，具有爱和美和秩序的生活。在共同的生活中，人不会成为羊群中的一只羊，而是能够保持他作为独一无二的人的尊严、美丽和悲剧性。我不怀疑自己有时有疑惑、会犯错，有时过分激昂，有些青年人可能因我所说的话而困惑、而容易受害。但是，只要你仔细看看社会上那些阻挡个人人格、发展、阻挡个人发展为完全人的力量，看看那些毫无想像力、缺乏心灵、只知追逐潮流、只知适应顺从、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人，他们是大集体，特别是国家最理想的百姓，你就不难理解，也会怜惜小小堂·吉诃德对大风车的战斗了。这种战斗看来似乎无望，也毫无意义，许多人觉得这么做可笑。可是，仗得打，堂·吉诃德所做不比大风车差。（信，1954年——译者注，下同）
您说，“几乎所有”我写过的书您都读过，可是，从您的信看来，我似乎只写过《德米安》、《荒原狼》和《哥德蒙特》，在这些小说中，个体反抗戒律的巨大压力，自然努力在精神面前保持自己的权利。然而，精神在这些小说中也是不可侵犯的，小说对人永远有很高的要求，要求人尽力做到他所能做的，至少要敬重精神世界。荒原狼的对面有小论文，有精神和不朽者的忠告和教导，哥特蒙德对面有纳尔齐斯。（信，1954年）
几百年来有过千百种“意识形态”、党派和政纲，有过千百次革命，它们改变了世界，而且或许促使了世界的进步。可是没有一种政纲或宗旨超越了它的时代而流传下来。而几位真正的艺术家所作的画和所写的话，还有几位真正的智者、仁者、自我牺牲者说过的话却超越时代，流传至今。耶稣的一句话或一位希腊诗人或其他诗人的一句话几百年后还能打动人们的心，唤醒他们，使他们能够见到人类的苦难与奇迹。我愿望、也有野心成为这仁者和见证者行列中的一员，成为几千人中的一个，而不愿被认为“有天才”或得到其他类似的赞语。（信，1937年）
二、关于《彼德·卡门钦特》
为今年学生大会的主题
致法国大学生
青年朋友们，今年的大会讨论的题目中有一项是《赫尔曼·黑塞，小说家，主题：〈彼得·卡门钦特〉》，以此为契机你们中会有很多人开始读《彼得·卡门钦特》，会对它加以思考。
你们会得知，这是我青年时代的作品，是我第一本小说，本世纪初写于巴塞尔，第一次出版时间是1903年。也就是说，它生成于一个久远的已成为传说的年代，早在两次世界大战和你们时代大变革之前，那是个无忧无虑的和平时代，当时的氛围你们或许从父母或祖父母那儿听说过。然而这本小说发出的并非满意和知足的声音，因为这是一个青年的作品，是他的自白，而青年的特征就是不满意、不知足。
卡门钦特的不满和渴望针对的并不是当时的政治状况，他部分是对自己不满，他对自己的期待超过他可能达到的；部分是出于对社会的不满，他以他年轻的方式批评社会，觉得世界和人类太餍足又太自满，太顺当又太千篇一律，不过当时他还没有机会去认识他们。他想比他们过得更自由、更热烈、更美好、更高尚一些，他觉得自己从一开始就处在他们的对立面，他没有觉察到，其他他们对他十分具有吸引力。
因为他是诗人，当他的愿望不能实现时，他就求助于自然，他以艺术家的激情和虔诚去爱大自然，当他在自然的怀抱中、当他投身于自然风景、自然氛围以及四时晨昏时，他找到了庇护所，一个他可以崇敬、祈祷和升华的处所。
在这一点上，他完全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也就是1900年左右那个时代，那是个“漫游者”的时代，是青年运动的时代，他尽可能远离社会和人世间，尽可能回到自然的怀里，他重复了卢梭那半勇敢半伤感的反叛，经由这条路他成了诗人。
不过，他不属于漫游者一族，不属于青年人的集体，这是这本小说不同于其他青年小说的地方，相反地，倘若他处身于那些围着营火弹吉它或终夜辩论着的天真而诚实、喧闹而自信的青年之间，那是极为不合适的。他的目标和理想并不是成为某个联盟内的弟兄，成为某种共谋的知情人。他寻求的不是集体、同党和位置排列，而是和这种相反的东西，他不想走多数人走的路，而要顽固地走自己的路，他不要跟着人走、不要去适应，而要在自己的灵魂中反映出世界和自然，在这新的图像中体验它们。他天生不适合集体生活，他是他自己创建的梦之王国里孤独的国王。
我想，我们已经找到贯穿我全部作品的线索的开端了。我虽然并未停留在卡门钦特有些乖僻的隐士态度上，在我发展的过程中我没有避开时代的问题，从未像那些反对我的人所指责的那样生活在象牙塔之中——但是，我写作的首要也是最紧迫的问题向来就不是国家、社会或教会，而是个体精神，人的品格个性、独一无二、不能模仿、未被标准化的个性。以此为立足点，倒真可以根据《卡门钦特》分析观察我的一生，虽然这本书有许多不足之处。
这本小说里有许多地方会让你们觉得滑稽怪异，觉得过时了。彼得·卡门钦特想得太简单，也说得太简单，相对于精神和文化的世界，他过分看重自然和原始的、质朴和心灵的东西。你们还可能因为撞见他说大话狂语或不着边际地乱说一通而窃笑。
对我的彼得你们无需保护，用你们的科学方法好好敲诊他一番。经过这么久的时间，他现在已经老了，在他长长的人生道路上他丢失了一些他原先的敏感性和一些怪僻奇想。（信，1951年）
三、致一位波斯读者
这部小说（《悉达多》）写于四十年前。它是一个出身基督教文化、受基督教教育的人的自白，他很早就脱离教会，努力理解其他宗教，特别是印度和中国人的信仰形式。我想弄清楚所有宗教以及表现在人类身上的一切虔诚的形式中那些相通之处，那些超越一切民族差异的、那些每一个种族和每一个个人都能信仰和尊重的东西。（1958年）
四、关于《荒原狼》
理解和误解文学作品的方式各式各样。读者的理解么何处为止，他的误解在何处开始，多数情况下作者本人无从判定。有作家发现有些读者比他自己更加清楚他的作品。何况，某些情况下误解还可能引出更多的理解。
我的作品中，《荒原狼》最常受到误解，所受的误解也最严重，而产生误解的常是那些对它有好感、喜欢它的读者，不是那些持排斥态度的人。部分原因，只有部分原因，是因为这本小说的作者当时50岁，写的是这一年龄段的问题，而这本书常落在年轻人手里。
然而，与我年龄相仿佛的读者之中，也常有这样的人，他们对这本小说印象深刻，却只读出其中一半的内容。这些读者在荒原狼身上见到自己的影子，认同了他，与他一同受苦、一同做梦，因而忽略了其他内容，完全见不到小说讲述的除了哈瑞哈勒的困境还有其他东西，在荒原狼和他的成问题的生活之上有一个更高层次的不灭世界，“小册子”和书中谈到精神、艺术和“不朽者”的地方，描绘了荒原狼痛苦世界的对立面，那是一个正面的、欢畅的、超越个人的时间和有信仰的世界。这本书叙述的虽然是痛苦和困境，但它绝不是关于一个绝望者，而是关于一个有信心的人的书。
我自然不能也不愿规定读者该如何理解我的书，愿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性情去读，读出对他有益的部分！但是，如果可能，我愿有更多人能看出，荒原狼的故事描写的虽然是病痛和危机，但它并不导致沉沦而是引向救赎和痊愈。（《荒原狼》瑞士版跋，1941年）
可以从《荒原狼》里看得到的，不仅仅是时代的问题和对时代的批评，其中还有对意义的信仰：信念不朽。《东方之旅》中那些爱人者和服务于人者正是这样的不朽者。我对我们这时代的信心越少，对人类的腐化越看得真，我就越加觉得不要以革命去对付这种堕落，而要更加相信爱的魔力。对一件大家谈论不休的事保持沉默，就已经是做到点事了。对人和事物不怀敌意的笑笑、在小事上和私人的事上多付出一点爱，以此补救世界上爱的缺乏；对工作多一点忠诚，有多一些耐心、放弃对某些嘲讽和批评的无谓的报复，这些都是我们能做到的小事。我很高兴《荒原狼》中已谈到：世界从来也不是天堂，并不是以前很完美，如今才成为地狱，它一向是，并且任何时候都是不完善、都是肮脏的，为了使人能忍受，使它有价值，它需要爱、需要信仰。（信，1933年）
很抱歉，我无法对您讲解《荒原狼》。我的意思在几年前的图书公会的那篇跋里已经大略讲过了。不过哈勒所要解决的问题过于复杂，太年轻的读者无法整个把握它，也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您自己已经有过这样的体会，一本这样的书，即使我们不能准确分析它，我们还是可以喜欢它，让它为我所有、为我所用。这样，您就已经发现了进入《荒原狼》以及我的其他作品的入口了，理解力会逐渐形成的。
我不想为人师，不过，请让我给您一个忠告：如果别人对您喜欢的书或艺术品予以拒绝，那么反抗和保卫都是徒劳。当然，我们应该维护我们的所爱，承认它，但是我们不该因所爱而与人争辩。那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真正的诗人的书既无需解释也无需保卫，它们十分有耐心，能够等待，如果它们有点价值，那么它们的生命力一定会超过那些为它们争论的人。
五、关于《东方之旅》：“寻找集体”
公开的评论和读者来信使我得知，读者对我的童话有各种各样千差万别的理解，对此，我感到满意，因为每一种文学作品都是多义的，这甚至于就是它的基本特性。
在书出版之后如此短时间内，我自己说什么都无关紧要。我能说的只有：《东方之旅》和《德米安》、《悉达多》及《荒原狼》一样同属我最主要的作品，体验它们、赋予它们艺术形式，对我而言曾是生命的需要。写这篇小小童话花了我两年的时间，中间曾停顿了很久。
这本小说有什么意义、什么意向，我不能跟着大家说。我很愿意听到许多不同的意见。不过，至今为止，所有读者对它的主题是什么，意见是相同的。那就是，我们时代里注重精神生活者的孤独以及他们的需要，把个的生活和行为加入超越个人的整全之中，参与一种想法、一种集体的需要。东方之旅的主题是：渴望服务，寻找集体，从艺术家孤独而无效的高深造诣中解脱出来。
这本小说有一点在我是新的，或许整个说来是新的，那就是我试图把创作过程中的干扰和困难也吸收为作品的内容。我不知道这么做有几分是成功的，但我颇有所得，倒不是在文学上，而是在生活上我从中学到许多。有很多时候收获不多，心里有斗争，事情很不顺，像是在痉挛，耐心等待这种时刻过去，终于得胜，不但如此，还把这些难处作为沉思的内容，从而赢得新的象征和新的导向，这么做的时候，我想我是前进了一步了。
东方之旅和“秘密团体”的氛围，以及生活在一个超越时间的精神世界里，生活在许多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许多国家和地区、许多诗人和哲人的理念和想像中，某些读者可能感到陌生，觉得在一定程度上那是以图书馆代替现实的隐士生活的把戏。有可能有些引用到的书和艺术品可有可无，不过，我觉得能够在一个超越时间的王国里生活绝非弱点，而是长处，或许是今天的人类惟一的长处。以超越各种文化的人性，以超越今日的永恒，部分替代我们目前尚未有的繁荣不息的文化，这至少是一种我们可以赖以呼吸的可能性。一个人经历过这种超越时间地域的宗教、哲学、艺术的洗礼之后，再遇到日常的问题、回到具体、政治性的事务中时，他不会变得脆弱，而会因为受到锻炼而更加有力量，他会变得有耐心、更富于幽默感，富于理解的意愿，对一切生命及其困顿不足和错误都能以新的爱心相待。
所有的有关意见中，只有一种使我十分惊讶，也令我难过。有读者自问，也问我，我写这篇童话是否认真严肃，这本书是不是只是一种教人看着舒服的幻想的游戏，实际上旨在戏谑读者而已。我的作品可以引起这样的误解，在我看来这真正是它该受到责难的地方。我写它的时候，比任何时候都认真严肃。（1932年）
六、关于《玻璃球游戏》
《玻璃球游戏》到底要说什么，你在前言中都读到了，我只能补充一点：我想写的是一个玻璃球游戏大师的故事，我给他取名克乃西特，他生活的时代就是前言结束的那段时间表。再多的现实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需要创造一个干净的氛围，这一次我不用过去或无时间性的童话做背景，而是虚构了有时间性的未来。那个时代的通俗文化和今天的相似，不过还具有一种精神文化，使人觉得作为诗人生活在其中是值得的——这就是我想勾勒出的希望。让我们别再谈这事，要不然连芽都萌发不了了。其实我不该这样说的，不过我不后悔说了出来，因为我很愿意让你知道一点我生活的方式，知道一点我潜在的创作力。说得清楚一点，我对自己长期以来作品稀少感到惭愧，因而想让你知道，至少背后还是有点东西的。（信，1933年）
《造雨人》春季刊登在《新观察》上，十二月份还有一小段会发表，到现在为止，整本书我就写了这两小部分。这次进度十分缓慢，有时停顿半年，有时甚至一年。自从《东方之旅》完成后，新的计划一直在脑海里转，使我不得安宁，为了这计划，我做了一些研究，读了许多18世纪的书，我特别喜欢那位清教徒奥廷格尔。我也对古典音乐做了些研究，我的一个侄儿是风琴手，他对古乐颇有研究，而且还是位古乐收藏家，他在我这儿呆了几星期帮我的忙，我们租了一架钢琴，使这房子有了些音乐气氛。（信，1934年）
我在《玻璃球游戏》里塑造了一个人文精神世界，这个世界尊重宗教，却生活于宗教之外。三十年前，我在《悉达多》中也同样塑造了一位婆罗门后代，他脱离了自己的传统、阶级和宗教，寻找宗教虔诚的形式、智慧的形式。（信，1949年）
您想激励我像约瑟夫·克乃西特一样，走出卡斯塔里恩教育国度，到大千世界里去。您想用我自己的绳子套住我。可是您忘了，约瑟夫·克乃西特并非作为改革者或救世主走向世界的，他是作为学习者和教师走入这世界的，并且最初只有一个学生，一个值得教而身陷险境的学生。他所做的其实也就是我一向努力在做的，只要我还能够从事我的职业我就这么做，他把自己的才华、人格和精力都用来为个体服务，他和他的朋友德西诺里相反，这位朋友是个政治家，他投身政治，为了能够影响群众而尽心力，却失去了他的独子的信赖。（信，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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